好聚不好散─野百合怎麼會有春天？

從潘越雲事件談離婚制度缺失與去除通姦罪刑

資料來源: 婦女新知基金會

前幾天影劇版出現知名女星潘越雲被抓姦的大篇幅報導，雖然影劇版從來不缺明星疑似外遇的新聞，但是，女明星的外遇總是被特別渲染，只是這次媒體報導一反常態對這位女星頗多同情，少有譴責，主要是因為這位女星所面臨的婚姻處境，引發大家重新思考外遇是否真的罪無可赦？

潘越雲坦言十年婚姻不協調，結婚第二年就數度嘗試協議離婚，但在先生始終不願意離婚，自己又無法和對方相處的情況下，她只好與先生分居，並和他人發展親密關係，導致被先生抓姦在床。即便如此，潘越雲始終希望先生顧慮女兒、願意放手，讓兩人平和的結束婚姻關係。

本會正是因為看見社會上許多人正面對與這位女星相同的處境，因此多年來致力於倡議好聚好散、無過失離婚，以及免去婚姻外合意性交的刑事處罰，讓想離婚的人可以更為和平的離開婚姻，也讓在婚姻外發展親密關係的人，不必背負刑事犯罪的罪名。

現行離婚制度陷人入罪

以現行的離婚制度，雙方一旦締結婚姻，想離婚只有兩種方法，一種是雙方都同意的情況下進行「協議離婚」；若雙方對離婚無法達成共識，想離婚的一方就只能上法院訴請「裁判離婚」。

但是，要能夠訴請裁判離婚成功，必須要能列舉出對方的惡形惡狀，才能說服法官自己無法繼續維持婚姻。婦女團體過去常常戲稱民法1052條的裁判離婚，簡直是十大惡人條款，非得要構成「虐待、遺棄、意圖殺害對方、失蹤超過三年」…等嚴格條件，才能脫離婚姻。

然而困在婚姻中的多是平凡人，卻因訴訟門檻而逃不出婚姻墳墓。在協議離婚及裁判離婚之外，目前法律上沒有其他的路可走。但在這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，正是像潘越雲這樣苦惱的眾多平凡人，卡在只剩下空殼的婚姻而不知何去何從。

雖然在民間反映之後，部分法官的判決逐漸放寬，認為只要能夠舉出難以維繫婚姻的概括事由，就能夠採用民法1052條之2的「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」請求法官裁判離婚。但是，到底兩人要交惡到什麼程度，才足以被認定為「重大事由」而得以離婚，現在仍完全倚靠法官的自由心證，也依賴自己遇到哪位法官的運氣。

從司法院提供的統計數字，採用「重大事由」判決離婚的比率，從1998年的7%，逐年提高到2007年的50.8％，至今已經有超過半數的判決離婚准用重大事由判離（見圖一），也就是說，當事人不見得要舉出某一特定事由才可以訴請離婚，而可以列舉各種無法維繫婚姻的事由，請法官判決，顯示法院對於裁判離婚標準傾向愈來愈寬鬆。但不見得所有民眾都知道現在較易達成裁判離婚，反倒是可能看到嚴格的條文限制就嚇退了。

即使勇於上法院，婚姻的當事人還是必須對簿公堂、互揭瘡疤，想離婚的一方仍必須指陳對方讓人無法容忍的事由，好說服法官婚姻無法維繫，這等於是逼迫想離婚的一方，在法庭上和對方撕破臉。即使當事人體認到婚姻關係沒有絕對的對錯，或是像潘越雲這般顧慮孩子心情，而只想要與對方好聚好散、和平分手，但只要對方不簽字離婚，除非撕破臉上法院，只有默默隱忍一途、徒留形式上的婚姻空殼。

不過，人都有情感需求，當配偶無法和自己建立親密情感，而想從他人獲得，就得冒著被抓姦的風險。以台灣現行的法律，被抓姦並非賠錢、道歉了事，而是觸犯刑法、可能要坐牢的，依法可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也就是說，和配偶以外的人合意性交的人被國家當成罪犯來處理，和偷竊、搶劫等犯罪行為等同。

我們想問的是，對於這些雖然想離婚，但為了孩子、為了情分，還想與對方保有最基本友好關係的當事人，難道就只是因為對方不願放手，就得禁錮自己的情感需求，再也無法和其他人建立親密關係嗎？還是我們要逼迫當事人在公開場合數落與言語攻擊其配偶，只為了達到離婚的目的？若當事人在這種兩難的情況下，與他人建立了親密情感，國家再用刑法懲罰個人情慾，真的合理嗎？台灣離婚制度長久以來的不合理，以及遲遲無法除去的通姦罪，這雙重桎梏等於是國家陷人民婚姻成為逃不出的煉獄，又耗費國家資源介入成年人情慾關係，逼使人民背負觸犯刑事法律之污名。好聚好散、和平分手，為何如此之難？

國家不該懲罰成年人妳情我願的情愛關係

由於以現行法律，和配偶以外的人合意性交仍舊是犯罪行為，因此只要懷疑配偶外遇，就可以會同警察破門查看。我們雖然可以理解被配偶背叛的痛苦和傷害，但是，我們是否應該換個角度思考，成年人的情感恩怨，動用到國家警察和司法體系來處理是否適當？當青少年發生情感糾紛，成年人總會以好聚好散加以勸說，但為什麼當婚姻中的雙方發生情感糾紛，就得請出警察來破門抓姦？警察的工作是維護公共秩序和社會治安，我們真的希望花費國家警力處理私人情感恩怨嗎？

雖然我們不支持國家以刑法懲戒外遇出軌的人，但這並非說，我們支持婚姻中欺騙性的外遇行為，欺騙雖然會嚴重破壞兩人的信任關係，傷害另外一方的情感，但是欺騙是否嚴重到需要成為一種刑事罪罰，確實值得商議。

如果我們認為婚姻締結為雙方當事人訂立的契約，那麼在沒有獲得對方同意下，和他人發生性關係，最多就是背棄了婚姻契約中的守貞約定，那麼，我們要求背約的人負擔民事賠償責任是合理的。而台灣現行的法律，已經可以針對配偶外遇提請民事賠償，等於已經保障被欺騙者的權益。

更何況，和他人發生性行為，其所傷害的是配偶的情感，而非損及配偶自由、隱私、財產…等等基本權利，國家警察在這個時候介入私人生活，不但不是維護人民的基本自由，反而成為抓姦者的打手，侵害另一方的性自主權。

通姦罪的存在 無法拯救婚姻

雖然抓姦新聞時有所聞，但大家或許沒有注意到，最近幾則新聞都出現抓姦者反被告「妨害秘密、傷害罪、入侵民宅、妨害自由」…等罪刑，而這些罪刑往往高於通姦罪，也就是說，即便成功告贏通姦罪，自己可能因為抓姦手段非法，而被判處更重的罪刑。台灣通姦罪最高刑期為一年，但從近年來的判例，法官很少判超過六個月，但是一旦涉及非法監聽，則可能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提出這樣的數字，並非告誡大家要用合法途徑抓姦，而是想提醒抓姦的人，侵害他人隱私、妨害他人自由比起情感上的背叛，在現今這個社會更難被接受。

當本會在倡議廢除通姦刑事罪時，曾遇到多位律師表示，很多大老婆抓對方通姦，不是為了懲罰對方，而是因為通姦足以構成離婚事由。就如同前文所說，我們瞭解當婚姻出現困境，對方卻遲遲不願意簽字離婚的痛苦，但是，如果當事人一定要走向判決離婚一途，「抓姦」不見得是必要當然的手段。

若從這幾年判決離婚的事由變化可以清楚看到，採用對方與他人合意性交而裁判離婚的個案已經越來越少，到2007年只有不到0.1％，一年不到100人採此理由進行判決離婚；反倒是採重大事由離婚的比率，到2007年已經超過五成。也就是說，連法院都傾向從寬認定離婚事由，因此如果真的要走向裁判離婚一途，抓姦也不見得是必要手段。

懲罰外遇的性別不平等效果

過去一談到外遇議題，內心浮現的故事版本總是可惡的先生，背棄在家辛苦帶孩子持家的大老婆，逍遙自在的和年輕貌美的姑娘勾搭。但是，這個外遇圖像忽視了已婚女性的情慾需求，也凸顯了這個社會對女性外遇的無法容忍。

國科會社科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官曉薇根據1999年到2005年法院裁判通姦罪的統計數字進行分析，發現被告通姦的丈夫，有50％的機率被撤回提告，但是對於被告通姦的妻子，只有23％被撤回，也就是說，丈夫對於妻子的外遇是更加無法容忍。因此，即便先生被告通姦的人數多於太太，但是如果根據判決確定數字，最後妻子被定罪的人數還多於丈夫（太太被判刑209人，先生被判刑181人）。

此外，多年來婦女團體也指出，多數妻子會撤銷對丈夫的提告，卻保留對女性第三者的告訴。從官曉薇博士所做的統計，確實可以發現，女性第三者被提告的人數已經遠高於丈夫（女性第三者被告人數為512人，先生為420人），若再算入丈夫被撤回告訴的人數遠多於第三者女性，最後先生被提告的人數只有210人，而女性第三者則高達349人。

從法條來看，通姦罪看似「性別平等」的男女都罰，但是若從實務操作的面向來看，通姦罪的存在，卻造成了懲罰更多女性的效果，無論是懲罰女性第三者，還是懲罰外遇的太太。通姦罪也無法阻止社會上普遍可見的男性外遇，但是受到刑法懲治卻是女性為多。這也突顯了刑事通姦罪罰的不合理性，因為一條看似平等的法律，卻因為社會對於男性外遇的容忍遠遠高於女性，造成性別不平等的法律效果。

實務上我們也看到許多婦女花大錢抓姦，卻常不被法官採用為有效證據，可能被徵信社坑錢，又無助於挽回婚姻，丈夫仍不回頭、甚至幫第三者出錢解決官司，或反告原配「妨害秘密、傷害罪、入侵民宅、妨害自由」等更重的罪刑。而原配在反覆抓姦的過程中，心理上也一直處於不斷撕裂傷口、難以平靜復原的狀態，而孩子也被捲入情緒風暴。而刑法中若繼續保留通姦罪，也就持續正當化媒體報導名人外遇隱私的藉口。

因此我們認為，與其耗費國家警察及司法資源，由國家出面來鼓勵情感上的報復主義，不如將國家資源轉為提供更多婚姻諮商及情感教育的管道。因此本會認為應推動修法，去除刑法中的通姦罪，保留民法求償途徑，讓婚姻回歸民法及情感諮商教育的解決之道。

至於離婚制度的相關修法，目前婦女團體有提出分居制度及調解離婚的草案，亦即向法院提出裁定、登記分居，滿三年後可訴請離婚，但這三年中必須盡到父母撫養子女等義務，並協調處理離婚後的夫妻財產分配、子女監護權等各項效果；或是由法院的調解委員會來處理離婚事宜。我們希望在現行法律的協議離婚及裁判離婚的兩個極端之外，能夠開展出其他的選項讓民眾選擇。離婚或外遇當然是複雜的情感問題，但國家應推動制度上的修法，以及多提供婚姻諮商及情感教育，讓人民私領域的情感問題可以朝向和平分手、好聚好散，培養出尊重個人隱私及情感獨立自主的文化。